高粱高，高粱红

□张艳军

在我的家乡，高粱不是成片种的，所以也就没有茂密的高粱地，没有绚烂的云蒸霞蔚，更没有电影《红高粱》里那厚实的“掩体”。在家乡，高粱是和玉米合种的，或者说高粱种在玉米地里，玉米在畦，高粱在埂。玉米和高粱是天生的一对，地养的一双，一个略低，一个略高；一个粗犷，一个秀气；一个挺拔健壮，一个亭亭玉立，看着就那么协调、般配。

玉米和高粱幼苗时的模样差不多，须仔细分辨才能分得清。玉米叶宽，高粱叶窄；玉米叶颜色深，高粱叶颜色浅，它们长着长着就分出了高下，直至长成则一目了然，一个戴着一顶白盔缨，一个缀着满头红辫穗。沉甸甸的高粱穗压得高粱弯下了腰，好像在感恩，感谢大地母亲的养育之恩。

小时候水果很少，只有土生土长的梨和西瓜，但梨成熟得晚，西瓜拉秧早。除了这两种，我知道还有一种“水果”，那就是高粱秸。高粱秸是甜的，吃起来像甘蔗，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但母亲又说，高粱是庄稼，不能随便折。既然不让折，为什么还告诉我？母亲净说这自相矛盾的话。我才不管，偷偷溜到地里，轻轻地折一根，跑到没人处，扯开皮，嚼着瓤，嘴里果然有甜味。有时候不小心剌了手，冒出了血泡泡，使劲甩一甩，敷上点土，装作没事人似的回了家。

秋天收获季，所有的庄稼次第成熟，鼓鼓囊囊的玉米撑得张开了“嘴”，露出了整齐的“牙齿”；藏在土里的胖花生极不安生，拱得泥土裂开了一道道小细缝；毛茸茸的黄豆荚像一只只小铃铛，在风中“哗楞楞”地响。高粱也成熟了，腰弯得愈发深了，沉甸甸的“红辫穗”几乎要亲吻到了“白盔缨”。母亲用剪刀在离高粱穗一米左右处将秆剪断，剩下的这段秸秆光滑顺溜，留作他用。

把高粱穗运回家，一部分码在向阳的屋檐上，一部分立在显眼的窗台上。人们喜欢喜庆的红色，挂着红灯笼，贴着红对联，晾着红辣椒，备着红蜡烛，而红高粱也是红色队伍中的一员。红彤彤的高粱像一束束燃烧的火炬，将朴实的农家小院映照得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父亲将剩下的高粱秸秆用镰刀割断，拉回家，晒干后，挑粗而直的截取近两米长，编成粮栈子。将栈子立于屋顶，装玉米，囤花生。冬天，天地苍茫，万物寂寥，如一幅巨大的暗沉沉的灰色画面，只有屋顶上高高的粮栈和袅袅升腾的炊烟，才是这灰色画板上最生动、最富有诗意的一笔。

留在穗头上的那节高粱秆是母亲用来穿拍子的。那时我曾疑惑，这些长短不一的秸秆是如何变身为一领圆圆的拍子的呢？看了母亲穿针引线后，我这所谓的“学子”才恍然大悟。母亲取一枚较粗的针，穿上线，线的另一头拴上一个铁钉，将针插在穿好的秸秆中间，以针为圆心，如圆规样转动铁钉，铁钉尖就会在秸秆上留下清晰的划痕，顺着划痕用刀将多余的秸秆切断，一领圆圆如满月的拍子赫然呈现眼前。拍子有大有小，各有各的妙用，有的是依据锅的大小穿成，装上提手，就成了锅盖；有的小拍子可以放到盛满水的水桶里，漂浮在水上，担水时防止桶里的水向外飞溅，更多的拍子是装食物用的。一领圆圆的拍子装着一日三餐，温饱了岁岁年年，让清贫的日子也流淌着幸福和香甜。

小时候大米很金贵，很难吃上一顿白花花的大米饭。于是，打下高粱米后，母亲就会做一锅香喷喷的高粱饭，以此改善一下我们粗茶淡饭的生活。高粱饭虽不及大米饭精致，但一样能让我体味到满足和幸福。还因为高粱米黏性比较大，可与江米媲美，所以，母亲就用高粱米替代江米，过年时蒸年糕，端午时包粽子。年糕和粽子里都嵌进了大红枣，吃起来又糯又软，又香又甜，是热闹节日里最受欢迎的美味。

现在，父母一辈年纪越来越大，年轻人又都外出打工，所以，家乡的地里只能种些容易侍弄的庄稼，而作为小众庄稼的高粱则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回到家乡，再也看不到夕阳下红彤彤的高粱穗了，再也望不见屋顶上高高的粮栈了，再也品尝不到香喷喷的高粱饭了，所有这些都只能存储在记忆的碟片里，供我慢慢品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