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的小闹钟

□陈喜明

我记得家里那个闹钟一直在窗台上扔着。

小闹钟靠着一头，因为窗台上经常要晒东西，棒子轱辘、枣、山药什么的。窗台不平，它就半仰着，一直待了好几年的样子，时间很长，无人问津。

那天我忽然想起它来，想看看它的模样，听听它的声音。可是到家发现窗台空了。晒的棒子轱辘磨了面，枣干了装进了纸箱里，山药馏着吃了，小闹钟不知道去了哪儿。

应该是收起来跟别的杂物放一块了，因为家里保存着好多老物件，如补袜子的袜板、割黍子的爪镰、捶布的棒槌等等。然而，墙角旮旯、配房的迎门桌里都翻遍了也没找到。去哪儿了呢？

要说，它不报时，不叫早，也真没什么用了。

小闹钟应该是1981年买的。

1980年秋我上的初中。上小学的时候，虽然也按时按点，但与家里的生活节奏基本上一致，主要是一日三餐时间点上没什么冲突，所以那时的时间观念不强。上了初中就不一样了，要上早自习，每天7点到校，我6点钟就得起床，然后吃饭，再步行去学校。说是二里，实际路程最少也有4里地，要走半个小时的样子。从小到大，吃饭穿衣都是母亲一手操持，这样一来，母亲5点多就得起来给我做饭。

起早不难，关键是没有表，不知道准确时间，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就难了，5点多还是天黑的时候。当时判断时间的唯一办法就是看天上的三星，要是阴天就完全凭感觉了。所以，每天晚上母亲几乎过了半夜就不再睡觉，看着三星算计时间，算计做什么饭，然后叫我起床。叫早了怕我睡不够，叫晚了又怕迟到，费的心思可多了。有时候起懵了，饭做早了，到我起来的时候饭已经凉了，就得再热一次。大冬天，冷呵呵的谁愿意钻出暖和的被窝啊。想起来，母亲真不容易。

整个冬天我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吃过一次剩饭、凉饭。

过了年，春天了，是个星期天，母亲从姥姥家回来，从背的布兜子里拿出一只小闹钟，红色的壳，圆圆的盘，白底黑字，两个铃铛像两只耳朵扣在上面，一个电镀的白亮亮的提手。时、分、秒三个指针按照各自的节奏走着，那个红色的秒针像个活泼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跑在前边，贴近耳朵能听到清晰有力的“脚步”声：嘀嗒！嘀嗒！

母亲说是路过龚庄商店时花15块钱买的，她脸上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这笔开支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从此，家里的时间就准确了，不用再看三星。

我早出晚归，爱读书，父母看在眼里，心里就升起了期望。曾经半夜醒来，听他们谈论我考上学时的心情。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是应了父母的心愿，一家人都很高兴。然而，从此却是长期的分离。我这个从未离开过家的最小的孩子，对于母亲来说该是怎样的牵挂呀！虽然不用再起早单为我做饭，但她常常因为想着我吃得饱不饱、衣服够不够而半夜醒来再不能睡去。为这母亲流过多少眼泪，她自己不知道，父亲却是记着的，每次回家都要跟我说。从那时候起到2014年父亲卧床30多年的时光里，我除了结婚前后在家住过两年外，再没有跟父母一起住过。

参加工作后手表成了必需品，家里很快有了电视，有了电子石英钟，小闹钟坚定的步伐停止了，清晰的嘀嗒声也沉默了。先是放进了高低柜的角落里，后来又清理到了屋外的窗台上，风吹日晒，任其锈损，无人问津。

如今，父亲走了，剩下年迈的母亲，每天回家陪伴她是我最重要最幸福的事。睡的还是那条土炕，冬天炕头烧得热热的。吃的是简单的饭，棒子面粥，白菜豆腐。说的净是老辈子的事，也说到了那只小闹钟。母亲说记得它，有人想要，那时父亲还在，觉得没用就送人了。我顿生遗憾。

怎能怪父母呢？恨只恨自己迟钝。

站在当年的老屋前，看着空空的窗台，耳边又清晰地响起小闹钟坚定的“脚步”声：嘀嗒！嘀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