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春节

□杨颖隽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童谣像年轮，一圈圈刻录着岁末的喧嚣。大人们忙碌的身影踩着歌谣的节奏，小孩子们的期盼早从腊八粥的甜香里悄然萌发。

童年的年味儿格外浓郁。无论家境如何，一身新衣服是每个孩子的标配。母亲早早扯来布料，条绒的褂子挺括厚实，的确良裤子鲜亮笔挺，红红绿绿，鲜艳喜庆。小年这天，粘牙的糖瓜是祭灶的必备。母亲总念叨：“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二十四，扫房子”，我对这个记忆尤为深刻。必须挑一个阳光朗照、寓意吉祥的日子。全家总动员，锅碗瓢盆，衣被褥席，但凡能挪动的家什都要挪到院中晾晒，父母裹上头巾，戴上口罩，换上旧衣。父亲手持长竿，竿头上绑着崭新的高粱笤帚，从斑驳的屋梁到粗糙的土墙，清扫一年的烟尘。笤帚挥舞间，屋内顷刻间尘土飞扬。待尘埃落定，母亲便用新拧的湿抹布，一遍遍擦拭着柜面、桌面、炕沿……院中，盆罐也要重新刷洗，被褥摊开在冬日的暖阳里，夜里钻进被窝便裹进一股暖烘烘又好闻的“太阳味”。傍晚，物件归位，整个屋子仿佛褪去了旧袍，亮堂堂地迎接新年。

蒸馒头是迎接新年的一场重头戏。前一晚，母亲便和好几大盆面，盖上厚棉被放在炕头发酵。次日天未亮，我就被揪出被窝。坐在灶膛前“呼哧呼哧”地拉风箱。灶火熊熊，热气蒸腾，要蒸上七八锅暄腾的大馒头，再蒸一两锅甜糯的粘豆包和憨态可掬的花饽饽。厨房一整天都被热气笼罩着，面香四溢。这些面食要备充足，方能从容应对正月“不起烟火”的老讲究。随后几日，炖肉、炸鱼、卤煮……

大人孩子紧忙活，直到腊月二十九，年活儿才赶至尾声。大年三十，窗明几净，庭院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静待新桃换旧符。

除夕贴春联、包饺子。母亲总在初一的饺子馅里藏一枚硬币，谁若有幸咬到，便寓意新的一年事事顺心，好运连连。吃到这枚硬币成为每个孩子心底最热切的新年愿望。

待到我们在守岁的兴奋中沉沉入梦，母亲便会轻手轻脚地将崭新的压岁钱塞进我们叠放在枕边的新衣口袋里。大年初一要起五更，天尚未破晓，鞭炮声已由远及近炸响开来。谁家的鞭炮响得早，便是勤勉争先的好兆头。霎时间，噼啪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以这清脆的鞭炮声向新年报道。

母亲唤我们起床也有讲究，不能大声吆喝，只轻轻摇晃或把凉手伸进热被窝逗弄。旧俗里，若年初一被大声唤醒，便预示着这孩子新年里懒散不上进，哪个孩子愿担此“恶名”？这天赖床的几乎没有。更重要的规矩是：这天绝不可哭闹、争吵或口出恶言，否则，据说一年都将磕磕绊绊，难顺心意。

早饭过后，我们穿上新衣服，跟随着父母出门拜年。跑遍本家亲戚，一路“爷爷奶奶”“大伯大妈”叫得亲热，长辈们笑盈盈地往我们的小口袋里塞上一两块糖果或者一把花生，不消多时，口袋便鼓鼓囊囊了。

待拜年人群散去，便是男人和孩子们的“赛炮”时光。大家聚集在村中开阔地，男人们拿出珍藏的“二踢脚”，比拼谁的飞得更高、炸得更响。我们这些孩子也不甘示弱，兜里揣着各式花炮，较量谁的“钻天猴”窜得最快，谁的“小蜜蜂”旋转得最久。

正月初二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也是我们这些小外孙、外孙女奔赴姥姥家的快乐时光。姥姥家的餐桌上摆上了比平日丰盛得多的菜肴，然而对我们而言，美食的诱惑远不及表兄弟姐妹们齐聚一堂的喧嚣热闹。姨家舅家的孩子都到了，十几个半大孩子在院子里追逐嬉闹。那份无拘无束的热闹劲儿，比任何美味佳肴都更让人心醉神迷。

儿时的记忆里，过完正月初二，那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儿就一日淡似一日。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新年才迎来最后的狂欢。吃罢元宵，女孩们便提着自制的灯笼呼朋引伴，男孩们则攥着花炮寻找玩伴，大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到村外点燃柏树枝、玉米秸，烤手烤脚，烤脸烤背，俗称“烤百病”，在热烘烘的篝火中作别一个完整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