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里的墨痕

□耿凤忠

1984年初春，我到保定地委机关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几次和保定日报社资深记者吕学文老师下乡采访，对他很是钦佩。闲聊中我想拜他为师，吕老师谦虚地推辞了。他看着刚出校门没几年而又渴望学诗学写作的我执着的目光，说：“我带你认识赵品光主任吧，他写文章做诗词都与众不同。”

我骑着一辆半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在裕华西路的老槐树影里穿行，车筐里塞着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车铃铛在风中叮当作响。那时的保定日报社离保定火车站也就二三百米之遥，是一栋青砖二层楼，坐南朝北，木质大门旁边挂着“保定日报社”木制牌匾，白底红色油漆大字很是显眼，由于风吹日晒，有零星脱落。楼下斜倚着十几辆沾满泥点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有几辆的横梁上挎着采访用的帆布包。

我停放好自行车，吕老师已在楼下等我，我在他的引导下向二楼走去。木楼梯每踩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印证着陈旧的年轮。我跟随在吕老师身后，说不清楚是紧张还是兴奋，后背洇着汗，向赵主任的办公室走去。

推开那扇漆色暗沉的木门，办公桌上摞了半尺厚方格稿纸的稿件，最上面的一页上有批改得密密麻麻的蓝色墨水字迹。办公桌右上角堆着《红旗》杂志，搪瓷茶缸里的岩茶冒着热气，散发着浓浓的香味。赵主任正在聚精会神地改写一篇第二天要见报的评论员文章。当他停下笔后，吕老师做了介绍。赵主任个子不算高，眼睛很大而且有神，戴着近视眼镜，操着不大标准的普通话，一双审视的眼睛看着我，眼神折射出文人特有的才气和风骨，看得我有些紧张。当我说明来意，想求教写作写诗后，赵主任眼睛一亮，面部表情随和了许多，我的紧张心理顿时缓解。

“写诗作文没什么窍门，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写。要我说，写文章其实是个苦差事，只要能坚持就有收获。”赵主任指着办公桌上和书架上堆满的书对我说：“一是多看书；二是多深入基层，多和老百姓打交道；三是善于观察事物细节；四是要有悟性。”他站起身，从背后书架上抽出一本泛黄的《史记》，让我多读《史记》学叙事；让我揣摩孙犁的白描手法；说下乡要揣着笔记本，蹲在田埂上听老农唠嗑；说好文章得像烙饼，表面焦黄酥脆，内里有麦香。最后，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古文观止》，用红蓝铅笔在目录上勾了十几篇，说：“先把这些嚼透了。”

最让我发愁的是赵主任布置的作业——写一篇反映农村党员的通讯报道文章。那时的我尽管在农村长大，但主要是在求学，并且出校门才几年，连生产队的记分员都没当过，对基层的工作和生活还是比较陌生。后来，赵主任和吕老师把我送出办公室，我踏着木楼梯，走出办公楼，走在裕华路上，听着杨树叶子沙沙的响声，回味着赵主任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节写作课。

初夏，我和吕学文老师又一次到清苑县，总结北大冉村老党员杨树林的典型材料。我们从长途汽车站坐班车到清苑县城，杨树林开着一台新买的拖拉机接我们到村里，我们行走在麦浪泛黄的麦田里，杨树林两手攥着沉甸甸的麦穗，说“冀麦26号”抗旱、产量高，他买这台拖拉机是专门给乡亲们义务耕地播种的。随后带我们去他家看他的“三件宝”，门框上是褪色的流动红旗，玻璃板下压着当年的《入党申请书》，钉在墙皮上的是残存的奖状碎片。我们坐在土炕上，听老支书讲那些过往岁月……村里有几个残疾人，一到种麦子和收麦子时就发愁，他开始让儿子帮忙，后来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托人买了这台拖拉机，给村里有困难的乡亲免费耕种。

采访结束后，我熬了两夜写了一篇通讯——《老支书的算盘》。我拿着这篇文章让赵主任指点，他看了几遍，捏着稿纸直摇头，“算盘珠子写得活灵活现，老支书倒成了木头人，写人得往骨头缝里钻，他手上皴裂的口子、裤脚粘的泥星子，哪样不比算盘金贵？”之后我又去拜访过赵主任几次，每次都带着一篇稿子，赵主任都细心阅读，指出不足。求教赵主任的几年间，尽管我稍有进步，但也没写出一篇像回事的文章。由于机关事务繁多，加之自己耐力不足，在赵主任那儿一直没有出徒。后来我又到县里工作，和赵主任的联系渐渐少了，写文章也就半途而废了。

去年听说赵主任已在2022年因病去世，临终前还在修改他的诗集《千河诗词》和《千河散曲三百首》，钢笔停在“老城墙根下”的“根”字处，墨迹在宣纸上洇成一层星云。回想起40年前我拜赵主任为师的点点滴滴，那种钦佩，那种记忆，难以忘怀。

前几天我路过裕华西路，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寻找保定日报社的办公楼旧址。当年的二层青砖木楼已不复存在，老报社旧址已变成购物中心。某个恍惚的瞬间，我仿佛又听见木楼梯的“咯吱咯吱”声，又追忆起办公桌前主任埋头改稿子的身影，他偶尔从故纸堆里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依然如昨，凝视着他的新作《哂然庐百花圃》……

我的思绪正在打捞沉入岁月的故事时，蓦然间，外卖骑手的电动车从我身旁经过，清晰的巡航语音盖过了记忆里的自行车铃声，我久久地陷入了沉思。40年前埋下的文学种子在这个春天又开始发芽，长出新的枝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