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

□杨颖隽

宁静的夜晚，我喜欢伫立在窗前看万家灯火。那种感觉如同小时候仰望星空。在这星星点点的光里，我的思绪开始飞翔，飞到了家乡的老屋，飞到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的温馨画面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供电还不稳定，大部分夜晚都离不开煤油灯。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的煤油灯是爸爸用黑色玻璃药瓶做的，小巧而精致。

傍晚，姐姐在灶间做饭，五六岁的我帮忙拉风箱烧火。煤油灯就放在灶台右上方墙壁里的灯龛台里。那是个半尺见方、拱形门状的凹槽，专用于存放煤油灯、火柴。某些老宅的灯龛台会贯穿墙壁，一盏煤油灯便能照亮相邻两间屋子。这类墙洞在民间有不同称谓，北方多叫“灯窝子”。

待到饭快熟的时候，妈妈背着一筐猪草回来了。把这些猪草摊开晒干，磨成草糠，便是猪的主食。那时爸爸在外地上班，我们兄妹还小，家里所有的活计都落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白天去生产队上工，只能趁收工后急匆匆地打一筐猪草。

无论早晚，只要妈妈一到家，我们立刻感到有了主心骨，心里也一下子亮堂起来。我会立刻丢下风箱，缠着妈妈说东问西。哥哥放上炕桌，姐姐盛好稀粥，妈妈端来白面馍馍或玉米窝窝，配着一碗咸菜丝或一盘辣椒芝麻盐——我们美好的晚餐就此开始。

煤油灯放在桌子正中，柔和的灯光晕染开来，将我们一家人围坐的身影投映在土墙上，重叠、晃动。我们通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话题不固定，但能扯得很远，远到收不回来。哥哥姐姐都能把从外面听到的新鲜事津津有味地讲出来，我特别羡慕他们的见多识广，总想插嘴但“肚子里没货”，几次打断他们想当聊天的参与者，但挑起的话题实在没人感兴趣。我心里盘算哪天也听个新闻，晚饭桌上显摆显摆。

终于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大人闲聊天说某地下了特别大的冰雹。其实那时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冰雹，也没记住他们说的是哪里，但感觉这可是个大新闻。心想：这次我的话题一定会得个满堂彩。我甚至联想到了由我这个话题，大家扯到了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地方。

到了晚饭桌上，我激动地第一个说出了我听到的新闻：“不知道是南京还是北京，是石家庄还是保定，下的冰雹老厉害了！”我基本上就知道这几个城市，所以全盘托出。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主导话题，却换来了一家人的哄堂大笑。我的整个童年，妈妈经常拿这件事逗我，还不厌其烦地讲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所有的亲戚朋友听，每个听众的反应都是看着我大笑。

现在想来，这件事本没有什么可笑的。人们笑的，应该是妈妈惟妙惟肖地学着我当时那激动又期待的表情，是我最终也没说明白的新闻之间的反差，还有对一个五六岁孩子急于表现自己的那份天真与努力的理解吧。

晚饭后还会有活计。妈妈会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哥哥姐姐写作业，我得了一本磨毛了边的连环画册，也像模像样地坐在炕桌一边认真地看。那个画面温馨极了。

等我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分了责任田。晚上妈妈会拿出花生让我们剥，或者盛一笸箩玉米棒子让我们脱粒。妈妈先用螺丝刀在玉米棒子上纵向推出几条缝隙，推下几排玉米粒后的玉米棒子变得像松动了的牙齿，歪歪扭扭的，脱粒就容易多了，我们只需要拿一个光溜的玉米芯在这个松动的玉米棒子上使劲蹭就行。

流程听起来简单，但对于我们小孩子也是个力气活儿，没蹭几下，小手就会被硌得生疼，大家纷纷罢工。让小孩子干这枯燥的活儿，妈妈自有办法。她有时用激将法，让我们兄妹几个比赛，看谁蹭完的空玉米棒多，谁就是家里最厉害的孩子。别看哥哥是老大，只比他小两岁的姐姐从小就壮实，论体力可不输他，两人一较劲，就开始疯狂角逐。我也是个不甘落后的孩子，可惜力气小，根本蹭不下几粒玉米，只能像拔牙一样一粒粒往下扣。眼瞅着他们身边的空玉米芯堆成了小山，我急得直哭。这时，妈妈会悄悄把她蹭完的玉米芯挪到我身边，我立刻止住眼泪，像得了便宜似的，偷瞄一眼哥哥姐姐，确定他们没发现，才继续埋头“拔”我的“玉米牙”。

更多的时候，妈妈会用讲故事或者猜谜语的方法吸引我们干活儿。煤油灯下，我们手里若无其事地忙活着，耳朵听着妈妈讲《西游记》《杨家将》《狸猫换太子》等精彩故事。那是多么温馨快乐的时光啊！

如今，窗外的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海，每一盏灯都稳定而明亮。指尖轻触便可点亮整个房间，早已无需那豆大的火苗在灯芯上跳跃。然而，那些被昏黄煤油灯晕染得模糊又温暖的往日时光，却像凝固的琥珀，清晰地封存着童年最纯粹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