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

□耿凤忠

那年秋天，我攥着县国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大早起来，踩着露水，兴高采烈地往15里外的学校走着。晨雾里飘着乡亲们烧秸秆做饭的浓烟味，我背着娘新缝的洋布被褥，斜挎着的帆布书包里装了娘新蒸的掺了榆树叶的玉米面干粮。

一

我兴冲冲地赶到了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校门口红砖墙上贴着的分配宿舍的告示。教务主任站在报到的学生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嘴里还在吃着早饭，手忙脚乱地和最前面的学生解释比划着什么。他回过头，看了看报到花名册，右手拿起搪瓷缸往木板上一磕：“男生宿舍满员了，你们新来的5位同学住民房。”我缩在队尾直跺脚——“都怪生产队里秋收耽误了报到时间，这下可好，得去住民房。”我心里直个劲地埋怨着。

其实学校的大宿舍条件也不是多么好，三间瓦房打成通铺，南北两排木板床，活像晒粮食的排子车。那些床板早被压得七扭八歪，木板上铺了一层稻秸，中间留的过道不足一米宽，夜里躺下去，被子得跟邻铺的搭着盖，谁要起夜，得扒着人肩膀往外爬。就这，30多个半大小子还抢破头皮，好歹离教室、食堂近，冬天能蹭点灶膛的余温。

我们5个还互相叫不出对方名字的同学跟在一名工友老师后面，沿着学校操场边上的土路往西走，来到了离学校最近的一座民房院落。青砖院墙上探出野蔷薇，房东安伯伯正踩着条板凳修剪李子树枝杈，蓝布衫后襟的汗渍腌出云彩纹。工友老师客气地和安伯伯打了招呼，并把我们5个同学做了介绍。安伯伯用袖子抹了把额头上的汗，乐呵呵地说：“前天我去供销社买了领新芦苇席，西屋给孩子们拾掇好了，这儿跟自己家一样。”安大娘拄着枣木拐棍迎出来，蓝布围巾下露出几缕银丝，说：“窗户通了两天风了，保准没有潮气。”

仔细看，安伯伯裤脚上沾满沥青，像缀着无数朵黑梅花。门外放着一双黑帮布鞋，鞋帮上的沥青结成了硬壳，倒像给旧鞋镀了层黑釉。院子里晾衣服的晒条上挂着一件“交通”标志的上衣，也沾满沥青星子，看得出安伯伯是养路工区的一名道班工人。他每天天不亮就推着独轮车出门，车里放着铁锹、铁镐和一把扫帚，车前挂着的马灯晃晃悠悠，活像只萤火虫钻进尘雾里。

我们住在安伯伯家，他的儿子树红和我们住在一起，他睡在最靠门的地方。树红说：“俺娘把最亮的灯都给你们用上了。”这话不假，我仔细观察我们写作业的煤油灯，灯芯比他娘屋里的那盏粗一圈。“这是前晌蒸的窝窝头”，安大娘右手拄着木棍，左手端着搪瓷盆，把新蒸的棒子面窝窝头搁在我们房间的窗台上，窝头里掺杂着碾碎的南瓜仁，她总说吃瓜仁补脑子。

二

那年腊月里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连着下了两天两夜，漫山遍野像铺了半尺多厚的白色棉絮，省道冻出厚厚一层冰甲。安伯伯带着道班工友连夜抢修，冰甲冻得跟铁板似的，他们抡圆了洋镐也只能凿出个白印子。安伯伯跪在冰甲上，把工装棉背心垫在膝下，双手抡起铁镐，半天才凿出个小坑，在小坑里撒上沙子，使过路货车不打滑。

最揪心的是第二年夏天夜里那场暴雨，陡岭台山坡的泥石流堵塞了100多米的公路。安伯伯立即通知工友去抢险，他不顾家人阻拦，穿上雨衣，抄起铁锹、洋镐就要出门。安大娘看着门外的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抢上前拽着他的雨衣不撒手：“你这高血压……”话没说完，安伯伯一猫腰钻进了雨帘子。他儿子树红和我们5人追到塌方处时，山上还在不断地掉石头。安伯伯光着膀子，站在泥泞石头堆成山的公路上，和工友一起清理泥石，公路的两头几十辆大货车困在山湾里。透过闪电，隐约看到大货车司机有的在驾驶室里焦急地等着，有的站在雨地里无奈地来回走动。

“别傻愣着！”安伯伯的吼声比雷还响。他甩过来多余的洋镐、铁锹，我们学着道班工人的样子，把泥沙碎石装进麻袋，填在公路塌陷的缺口，电闪雷鸣中只听见大家装车的砂子石头碰撞声和推车的嘈杂声。后半夜，安大娘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来了，她着荆条篮子，在安伯伯的军用水壶里盛满了热姜汤，带了十几个棒子面窝窝头，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放在一个高台上，她就蹲在一块石头上两手数着念珠念经。十几个离塌方路段最近的货车司机也投入到抢修公路的工作中。

天亮时，暴雨渐渐停了，泥泞的公路终于抢修通了。安伯伯看着被暴雨堵了一夜的大货车平稳地通行着，心里一下子踏实了，满是泥点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安伯伯因过度劳累瘫坐在道旁的杨树下，手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和血丝。过路的一辆大货车司机递过来半包“大前门”，他捏着烟卷的手直打摆子，却还惦记着“第三公里处有个暗沟，得赶紧去插根‘警示旗’，别让过路车捂在沟里”。待安排一名道班工人做了警示标志，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

三

两年的高中生活转眼间就要结束了，我们5名在安伯伯家借宿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他家儿子树红和我们形影不离。离校前夜，安大娘还往我包袱里塞了包晾干的野菊花……

去年夏天回老家，我专程到40年前读高中时的房东家。安伯伯和大娘已去世多年，当年的平房已不复存在。我寻摸着当年那棵李子树，怎么也记不起长在院子的什么位置。当年，那棵李子树一到初秋，满树的李子紫里透红。我和树红爬在树上吃着那酸中带甜的李子，现在想起来还直流口水。

如今，小院盖起了二层小楼，树红和他媳妇已头发花白，他们端详了半天才认出我。“都老了，都认不出来了。”树红边说边拉着我的手在客厅里坐下，我回忆起当年在他家借住的岁月，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时代。树红说起有一年中秋节，家里准备了月饼，等我们5个同学放学回来一起吃。因等得着急，他实在是想吃，就偷偷拿了一块，刚啃了两口，被他娘发现了，又从他手里夺过来放到桌上。“那时候还是生活困难，放到现在怎么也得等着大家一起吃。”树红媳妇接过话：“从小就嘴馋。”“现在日子好，儿子在外工作，孙子也上初中了，周末都回来，我就忙活着给孙子做他喜欢吃的。”说话间她的脸上充满幸福的微笑。

树红媳妇走向二楼，从阁楼里翻出个铁皮盒，里头装着当年我们用过的铅笔头，磨破的橡皮因年久氧化，拿在手里剥落下碎渣，还有安伯伯巡道时捡的奇形怪石。最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奖状——“奖给安福源同志 1977年度全省交通系统标兵”。

山风掠过新铺的柏油路，恍惚又听见独轮车的咯吱咯吱声，车头那盏马灯晃晃悠悠地永远亮着，照着20里山路，也点亮了5个少年踉跄却温暖的青春。